宋神宗曾对苏轼给予高度评价,称他“白有轼之才,而无轼之学”。这句话的意思是杠杆策略,苏轼的才华足以与李白并肩,且在学问上甚至比李白更为博学。这种评价不仅反映了苏轼的才智,更与他面对人生挫折时的态度密不可分。苏轼之所以名气远播,实际上与他在面对苦难与困境时,选择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应对有着直接关系。
苏轼在一生中遭遇了无数的挫折,这其中与他与弟弟苏辙的不同人生轨迹尤为突出。苏轼一生大多时间处于被贬谪的境地,而他的大量文学作品,几乎都诞生于被贬的艰难时刻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苏辙一生则多次努力为哥哥辩护,并尽量借助自己的官职来维持家庭生计。对于苏轼而言,无论遭遇何种困境,他都能以一种几乎“过于乐观”的态度来面对,这使得他在最低谷的时刻,依然能活出生命的极致风采。可以说,这种乐观豁达的精神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也是少数的。
展开剩余77%不过,苏轼并非一开始就有如此豁达的心态。在他遭遇“乌台诗案”后的初期,甚至曾有过严重的抑郁情绪,甚至一度产生过自杀的念头。当时他被押送到京城的途中,曾数次想要投湖自尽,心中不禁有着对死亡的恐惧。然而,当他想到如果自己死了,年幼的弟弟苏辙将会面临极大的困境时,他才决定继续活下去,决定先忍耐,待到京城再看形势变化。苏轼的“生死”观,正是让他最终挺过了这一困境。那时,他和弟弟的诀别信中充满了对未知命运的恐惧与对生死的无奈,他写道:“是处青山可埋骨,他年夜雨独伤神。与君世世为兄弟,更结来生未了因。”这段话,既是他情感的流露,也表达了他对生死的深刻担忧。
然而,四个月后的苏轼终于得以出狱,并在弟弟和朋友的帮助下免除死刑,虽然死罪可免,但他还是被贬到了黄州。黄州的团练副使一职,实际上不过是朝廷用来安置犯官的“冷职”。当他到达黄州时,心中的失落感可想而知,从权力的顶端一落千丈,转眼间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“闲职”,这种落差让他几乎无法承受。此时的他,正如他自己在给朋友的信中所写:“自余杜门不出……深自闭塞……自喜渐不为人识。”他深感孤独,自己被身边的亲朋抛弃,曾经的朋友也纷纷避之远之,仿佛他成了瘟疫般令人避之不及。看似豁达的苏轼,实则在当时经历了极其孤独和痛苦的时光。
但真正让苏轼从低谷中走出的是他自己。他开始进行自我疗愈,并且找到了生活的出路。在马梦得的帮助下,苏轼获得了一块土地,他开始了种地的生活,这也是他真正走出抑郁的第一步。苏轼不仅仅是在耕种,他还赋予了这片土地一个深刻的名字——“东坡”,这名字来源于他崇敬的诗人白居易。白居易在被贬忠州期间,曾在东坡上开垦土地,种植花木,留下了许多与东坡有关的诗句,苏轼将自己的土地命名为“东坡”,这一命名,不仅是对白居易的敬仰,也代表着他对自己困境的接受和超越。
尽管他身处困境,但苏轼并没有消沉,而是开始了切实的耕作。他亲自管理土地,学习农业技术,并通过勤劳的工作,逐渐找回了生活的节奏和内心的平静。随着生活的稳定,苏轼的情绪开始好转,他渐渐从抑郁中走了出来。在这一过程中,读书成为了他疗愈的第二步。苏轼不断阅读,陶渊明、柳宗元的诗文成了他精神的伴侣,每读一遍,心中的苦闷就消解几分。通过书籍,苏轼找到了内心的安宁,渐渐不再被外界的困扰所左右。
与此同时,苏轼也善于通过交友来舒解内心的痛苦。他在黄州结识了许多朋友,尽管身处困境,但他依然保持着对友谊的渴望和珍视。他与朋友们在一起,闲话家常,讨论诗文,享受自然风光,逐步走出了孤独的阴影。人际间的互动,给了他巨大的精神支持,也为他提供了面对困境的勇气和力量。
苏轼的第三步是通过美食来疗愈自己。黄州盛产猪肉,而当地人并不擅长做菜,苏轼便开始研究烹饪,最终发明了著名的“东坡肉”。通过烹饪,苏轼不仅填饱了肚子,也找到了心灵的慰藉。他的“东坡肉”不仅是对美食的热爱,更是他在困境中寻找安慰的一种方式。食物带来的快乐和满足,让他在痛苦中看到了生活的希望。
苏轼的自我疗愈不仅仅局限于工作和美食,他还在大自然中找到了宁静。他喜欢在黄州周边的山水之间漫步,沉浸于大自然的美景中,享受与天地的亲近。随着这些疗愈方式的逐渐积累,苏轼的心境逐渐开阔,他从内心深处超越了困境,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意义。
他的这段经历不仅展现了个人在困境中的坚韧与智慧,也给世人提供了一个关于如何面对挫折、走出低谷的典范。正如他在黄州创作的诗篇《赤壁赋》中所表达的那样: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。”他明白自己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微尘,但正因如此,他反而能更加豁达地看待人生。他在黄州疗愈之后的作品,不仅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悟,也承载着他对世事的深刻理解。
这位被人们称为“东坡先生”的文人,凭借他的才华和对生命的深刻领悟,最终赢得了世人的尊敬和喜爱。他不仅是一位文学巨匠,更是一位在人生风雨中屹立不倒的哲人。他的乐观和智慧,至今依然影响着世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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