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史记》记载了古公亶父的三个儿子,分别是泰伯、仲雍、和季历。据说,古公亶父本打算立季历为继承人免息炒股配资,因为季历既贤明又拥有圣子姬昌,然而,泰伯与仲雍心中认为应该让贤,于是选择放弃自己的继承权,主动去往吴地以示让位。此举的背后,正因为他们视季历为更有能力的人。因此,后人赞扬泰伯的高尚品德,孔子曾赞扬泰伯具备“至德”,即有至高无上的道德修养:“泰伯其可谓至德矣,三以天下让,民无不称焉。”
然而,泰伯的“让位”真的如此单纯吗?他的“让天下”是否仅仅是因为避让贤者季历?这一段历史的真相远比表面更加复杂,许多被隐藏的细节揭示了更多的背后动因。如果能弄清古公亶父为何最终传位于季历,也就能更好理解商朝帝乙为何会传位给商纣王。
展开剩余76%历史背景中,狄戎的侵袭使得古公亶父不得不从豳地迁徙至岐山周原,并在这里开疆拓土,建立起周人崛起的根基。当时,商朝的王权由武乙掌控。按理来说,周原是块肥沃的土地,应该早已有势力占据,但古公亶父却能在此地站稳脚跟,表面上看似毫无争夺之地。这个现象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。
甲骨文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。在商王武丁时期,周原地区曾存在一个周国,但被武丁灭掉。武丁还给这个地区封了一个子姓周国,显然,子姓周国在历史上已经灭亡,否则古公亶父不可能迁往岐山。这一历史线索表明,在古公亶父迁岐之前,周原地区的“地主”究竟是谁,成了一个需要揭开的谜团。虽然文献并未直接指出,但从各种史料与考古发现中,我们可推测出一些信息。
《史记》记载,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,长子泰伯,次子仲雍,以及由正妻太姜所生的季历。这一记载透露了两个关键信息。首先,古公亶父至少有两任妻子,前妻所生的是泰伯和仲雍,后妻太姜所生的是季历。甲骨文中的“姜”是女性羌人,显然古公亶父通过与羌人部落的联姻,获得了更强的政治支持。其次,季历的妻子太任是商朝贵族挚任氏的女儿,而挚任氏可能是商朝高层人物,甚至可能与武丁的子孙有血缘关系。因此,古公亶父能够通过与商朝的联姻稳固自己的地位。
通过这些史料分析,我们可以得出结论:周原地区在古公亶父迁徙之前,实际上是由多股势力交织在一起的,而古公亶父凭借娶妻联姻的方式,得到了各方势力的支持和认可,最终在此地扎根。由此,周部的族号才改为“周”,而古公亶父最终选择将继位权传给了季历。
根据史书记载,古公亶父欲立季历,是因为他“贤”。但这种说法显然带有后世的政治解读。实际上,古公亶父选择季历作为继承人,更多的是出于季历背后母系的强大背景。西部的羌人是一股强大的势力,而季历的母亲太姜的家族背景非常强大,这对于当时还相对弱小的周部落而言至关重要。正因如此,季历的地位也因此得以提升。
此外,季历的婚姻也是一大政治因素。他娶了商朝贵族的女儿太任,并且生下了姬昌,姬昌的出生几乎可以看作是商周联姻的结晶。古公亶父也因此深信姬昌将来会成为周族的支柱,因为他拥有周人、羌人、商人的血脉,支持者极其广泛。因此,古公亶父并非因为季历本人的才德,而是基于季历母亲和妻子背景的影响,才决定将王位传给他,否则周国可能无法在如此复杂的政治局势中立足。
继位后的季历将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姬昌,这一过程可以说体现了“子凭母贵”的传统。姬昌至少有两任妻子,其中一位去世后,他娶了太姒,育有伯邑考、姬发、周公和毛叔四子。由于伯邑考英年早逝,姬发继承了王位。姬发的继位也同样可以归结为“子凭母贵”。此后,姬发之子周成王,母亲是姜子牙的女儿邑姜,这同样是一种“子凭母贵”的例证。因此,从季历时代起,周人便已开始实行传嫡不传庶的传统,庶长子继位的情况越来越少见。
了解了季历继位的背景,我们再回头看商纣王的继位问题。史记记载,商朝的帝位传承至庚丁,随后传位给了儿子武乙,并且“四世传子”,不再兄终弟及。然而,史记未详细说明父子传位与母亲背景的关系,直到纣王继位时才明确提到“子凭母贵”,即纣王继位的原因与其母亲身份密切相关。史书记载:“帝乙长子曰微子启,启母贱,不得嗣。少子辛,辛母正后,辛为嗣。”从这段历史看,商纣王继位似乎有些侥幸,但实际上,周人臣服于商朝,必然受到商朝继位方式的影响,也就是说,商朝早已实施嫡子继位的传统,周人为了得到商朝的支持,也可能模仿了这一方式。
因此,商纣王作为嫡子继位,实际上是合乎当时商朝制度的免息炒股配资,并非所谓的侥幸。关于纣王的“贤不贤”问题,传位的决定与其母亲背景息息相关,而不仅仅是个人的德才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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